“和谐”是中华文化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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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和“和谐文化”的理念是中华民族人文智慧的结晶，将会对人类社会朝着良性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力。和谐理论的提出将会超越西方带有偏见、双重标准的所谓民主、人权的概念。为世界不同文明的对话搭建一个共同认可的平台，将会对人类避免战争、实现永久全面和平创造出良好的氛围，而且对于人类自身发展和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都具有重要的深远意义。
一、“和谐”源出于《易经》的“天人合一”观
“和谐”的字义为和睦协调。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尔雅》中有“谐,和也”之解，《尚书·尧典》中有语“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周礼·调人》中有“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中国是和谐哲理的发源地，和谐的理念，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在中国萌发，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谐的最早来源应该是出自《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伏羲八卦有像而无辞，但其基本理念就已经透露出和谐的信息，先天八卦，也就是八卦的原始排列是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分别代表了自然界的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种现象。古人的理解是这八种自然现象自混沌初分之时，分别居于八个方位(南、北、西北、东南、西、东、东北、西南)，既互相对应又和谐相处于宇宙之中。《易传·说卦》中定义为“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可见这八种自然现象是既互相对应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其中尤其是对水与火的关系特别强调，在这里唯有水火处于相射与不相射的变化状态，从辩证角度来看，水火是既不相容又能相容。根据化学原理，水是由氢和氧构成的，大家都知道，氢是可以自燃的，氧是助燃剂，这是燃烧必须具备的两种基本条件，但化合生成了水后，反而能够灭火。从这个道理上讲，水、火不就是相融的了吗？
而能把它们相一致协调相处的就是中央，中央是没有可存在的物质属性的。在八卦方位图上是以中央戊己土的符号出现，而在广义宇宙中则表现为“”。远古时期《周易·系辞》有这样一段话：“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见，周易的产生就是源于自然、感受自然，并与自然相结合，从而悟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观”的必然结果。
易经学说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道家学说，都信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实际上后人总是把演先天八卦的鼻祖伏羲和后来的轩辕黄帝、创立道家学说的老子、庄子都列为一脉学说的先祖。于是就有所谓“黄老学说”传流下来。天人合一，是讲人能悟透天的规律，能顺从天意行事。天是什么？天不单单指的是天空，它是宇宙或自然界及其性质、规律的一个代称，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人格化的色彩，但其实质却不同于西方的上帝那样的神灵。自然界同人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当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体也会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人和自然界协调变化的现象，古人认为这是因为自然界的运行和人一样，都是通过气的变化来完成的。天地万物，包括人，都是由气聚散化生。气于天地人之间沟通，具有催化天地万物生长发展的能量。世界是气作用的结果。“清阳为天，浊阴为地。”阴阳二气生化天地。人也是由气推动催发而生。“人生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名之曰人。”自然界的变化与人体变化的一致性是“天人合一”的重要含义，属于中国式的“自然科学”的层面。这构成中国传统医学、风水学、气功学、命理学、养生学等极其神秘的应用学术的重要理论基础。中国养生学认为：人通过特定的方式，能够达到与宇宙合一的至高境界，中国古人把这种境界和感受的描述留在了大量的典籍当中，比如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就是这个意思。在古印度亦有这种状态的描述，称为“梵我合一”。这是一个纯粹个人的体验，因此在我们看来具有神秘性，亦不可明与人言。但只要揭开层层迷雾，深入研究，我们会发现古人观察和体验自然万物的“秘密”，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遗憾是我们的祖先经过数千年实践总结出来的杰出成果，大多湮没在尘封的故纸堆中。
《周易》有云：“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这是充分利用了自然和人文的一致性，道出“天人合一”的自然科学层面，从而上升到哲学和伦理道德的高度。老子、孔子、庄子等人的言论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念，但是却处处体现了这一思想。《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人的真正大德，是完全遵从天道自然界的规则的。将“天人合一”推到极致的是汉代的董仲舒，他所说的“天人合一”之道包括三个方面，即“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和“天人相通”。其中有伦理道德的象征意义，不能单纯从现代科学角度来进行解读。在老子的道德经第四十六章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把万事万物能同处在一个宇宙之中，正是因为有了“和”在其中起的作用的缘故。任何星球之间，任何生命之间，任何物体之间能够存在，都是有气(“”)在中间起作用，而使之能够和谐共存。这种气(“”)，也就是场，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是我们祖先早在数千年前就认识到现代物理学所描述的“场”的存在了。和谐是用什么联系起来的，老子在其道德经中描述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通过“”来承载和谐的，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气(“”)是场，也就是空间和时间。没有气(“”)也就没有和，气(“”)把“和”贯穿于空间和时间。
实际上，自然界通过人而认识了自身，人与天本来就是一体。从这个道理讲，人定胜天是不正确的。人只能与天和睦相处，要与“天”也就是自然界和谐共生。人要按照天意，也就是自然规律行事，才不能违背规律而与自然界相安无事，不然人老想着去征服自然，必然要遭到自然界的惩罚，比如洪水、干旱、环境污染、能源危机，还有各种疾病等等，都是人类破坏了生态平衡而自找的麻烦，自己给自己惹的祸患。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舒适方便的生命享受，但是科学如果背弃了伦理道德，不仅不能拯救人类，还会把人类引向灾难。大家知道，最先进的杀人武器都是最先进的科学成果，如原子弹、氢弹、集束炸弹、巡航导弹、核磁炸弹等。许多环境污染也都是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还有克隆技术，如果有朝一日世界上诞生了克隆人，不仅会破坏了人类的伦理道德，而且说不准会克隆出什么新的无法控制的病菌，将会直接导致人类的毁灭。
和谐并不是自然界的唯一形式，不和谐的现象也很多，比如地震、海啸、风雨雷电等各种自然灾害，还有从天体外的宇宙大爆炸、万有引力导致某些天体毁灭等，从人类的立场来讲，可算上都是不和谐的现象。可以说，宇宙中有一种超自然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神的力量，或者道家讲的道，辩证学者讲的规律，爱因斯坦讲的“统一场”，这种力量要把宇宙万物向和谐方向导引。而局部的自然现象、某些天体运动，也就是有形的物质力量却是向着不和谐方向导引的，这就是自然界中的和谐与不和谐永远相依相存的不变哲理。所以老子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人是宇宙中思维着的物质，人的思维既是生命现象，也是物理、化学现象。如果说，宇宙中的纯物质力量有破坏平衡、破坏和谐的趋向，那么超自然力，也就是思维着的物质，也就是人，应该把不和谐的世界和自然重新归结到统一的和谐发展范围，这就是人与天合一的阐释。如果人类把科学技术用于破坏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和谐，那人的行为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天人合一之道。
二、儒释道学说都体现着和谐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了诸子百家的经史子集，而其中儒学、道学和虽然来源于印度但后来基本上中国化了的佛学，则是主干和基本框架。无论是中国的儒教，道教还是佛教，都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不同的方式诠释了和谐的理念。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普渡众生都充分表达了一种整体的和谐观念。主体上他们倡导的都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宇宙之间万物的一种大同和谐。儒释道三家学说都认为天与人之间应该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只有达成天与人的和谐统一，才是人类应追求的理想境界。
“和”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追求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人所共知，儒家伦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最大。孔子所提出的理想人格是善于以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从而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意是说，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庄重而不与他人争执，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小团体，才称得上君子。在这里，孔子区别了“和”与“同”两个概念，“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是一味地附和乃至结党营私。孔子还明确主张，君子应取前者而弃后者。可见，能够宽厚待人，与人和谐相处，是君子人格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他还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还提出了仁、义、礼、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一系列旨在实现“人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提出了建设大同社会的远景理想。正如《礼记·礼运》所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用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最反对社会冲突，最希望实现社会的和谐。《老子》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相处，宽大为怀，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77章）老子提出的“无欲”、“无为”、“无争”，“去甚，去奢，去泰”，“知止”、“知足”等主张，无非是要人们效法天道，“有余以奉天下”，实现相对均衡。古人所设计的大同社会理想，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但它作为一种崇高的目标和理想境界，始终引导着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追求以人际和谐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发展目标。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禅宗的出发点是理欲关系、身心关系，追求的是人自身内部的和谐。它倡导内外无著、任运自在、返观心源、自性解脱，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理论与修行解脱观，突出自我解脱，从而突出了人性、人格、人的价值、人的自我觉悟，突出了人的内在世界的和谐与平衡。
在历史上，儒、释、道三家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和互相排斥，但经过漫长的岁月融合，最终演化为互相推崇、互相学习、互相包容，并经过宋明理学在理论上的整合与升华，最终形成了三教归一的圆满结局。宋明理学或从物我和谐推及人我和谐，或从人我和谐推及物我和谐，同时十分看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这是全部人生和谐的现实基础，是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与境界。宋明理学的和谐思想，还集中体现在对“孔颜之乐”的重视与强调上，孔颜所乐，不仅乐在物我一体，而且乐在人我一体，是个人与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交融合一、协调发展。中国古代儒家、道家等学派都有丰富的和谐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对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作一番疏理、审视，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三、和谐是解决人类社会诸多问题的良方
和谐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有和谐就有不和谐，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存在着不和谐的现象，所以人类就要不断地运用自身的智慧和物质力量去维护、去创造和谐的环境、和谐的社会、和谐的世界。
第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如前所述，发端于《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圣哲的人类要与自然界和睦相处、保护自然的理念。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指得是“道”按照自然法则独立运行，而宇宙万物皆有超越人主观意志的运行规律。老子认为，自然法则不可违，人道必须顺应天道，人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诚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中国佛家提出“佛性”为万物之本原。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本质仍是佛性的统一。而佛性的统一，就意味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中国早就有自己的“环境文化”。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中国今天的环保事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进入２０世纪以来，伴随着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和核武器的威胁，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技的发展并未给社会带来真正的进步，反而使人类社会陷入了深深的不可摆脱的生态危机之中。正如恩格斯所警告的，“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正式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当前，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普遍难题。如果不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不但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第二、社会的和谐。中国儒家学说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大同社会的，和谐社会主要是为了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每一个人均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所以把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就可以导致一个秩序井然的理想社会的出现。孔子重新建构“仁”这一道德范畴，即首先通过强调在家里要孝顺父母、亲爱兄弟，培养其对亲人的强烈爱心，作为对仁的基本要求。然后把爱心逐渐扩展到家庭以外的人，最后再把这种爱心进一步扩大到全社会，使每个人都有一颗博爱的心。虽然做不到“博施于民”，但每个人都能自觉地为社会作好事，例如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选贤举能……等等。在这个社会里，奉行天下为公的原则，其所向往的不是社会生产能力的高度发达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富足，而是社会道德的高尚，人伦关系的和睦，社会秩序的安定。这样一幅大同社会的蓝图最早见于《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之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的理念，是解决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唯一途径。
首先是城乡的和谐。没有农村的富裕就没有全民的富裕，没有农村的进步就没有国家的进步。党和政府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且要研究取消执行了几十年的农村户藉制度，就是为了缩小城乡差别的战略方针。民工与城里人相比，社会地位就低下很多，农民工干活老板甚至是国家单位不给工钱，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出面干预，现在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提高民工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政策，就是对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是人权理念在我国的真正体现。只有城乡差别消除了，社会才谈得上是进步了。城乡差别存在着，国家就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也不可能得到真正提高。中国要发展，农民的市场是一个真正的大市场，没有农民的富裕，中国就不能说是真正富裕起来。
再者是官民和谐。国家的公务员阶层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现在普遍存在着领导阶层的贪腐现象，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一些官员只图利用职位便利，官商勾结，为自己中饱私囊而贪脏卖法，为此不惜铤而走险，结果锒铛入狱，倾家荡产。陈毅元帅有一首诗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就是对此类人的画像。但是单纯依靠法律来惩治贪官，可能有永远抓不完的贪官。老子道德经有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就是说治国要以道为先，只要社会和谐了，人们心中自有一个“道德、仁和、公平”的良心准则，当官者心中都把人民放在优先地位，社会各阶层关系融洽，贪官自然也就少了。法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最下策的。
又再之是贫富和谐。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贫富差距如果太大了，也会造成社会的不和谐。过去计划经济是养懒汉的时代，一切以贫穷为光荣，造成国家经济建设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使我国丧失了许多发展机遇。人们靠自己的智慧、勤劳、投资甚至是投机致富，无可非议。仇富、嫉富，是一种落后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潮，如果不鼓励靠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积累财富，社会就不能进步，国家又会回到吃大锅饭的时代。可是贫富差距太大，就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和谐，也会引起社会动荡。况且如果形成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氛围，就会大量滋生官商勾结现象。另外，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受教育的程度也不同，这导致社会就业和财富的积累客观存在着一定甚至是很大差距。当前党和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如对年收入12万元以上征收个人所得税，制定了对低收入者予以补贴政策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但是关键要建立和谐社会，提高整个国民素质，如果人人的心理素质和创业、就业能能力都提高了，建设一个相对均富的社会也就有可能实现。
第三、世界的和谐。世界是属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共同家园，现代信息产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已经使各国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的村民。现在及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是势不可挡的，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交融，互为一体，必将逐渐出现世界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即出现世界政治、经济联盟，或者称“地球邦联”、“地球联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世界应该是和谐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不能由某个超级大国说了算。这是中国对世界和平负责的态度。关于世界和谐的道理，《易经?系辞》中有云：“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就是说天下应该共同遵循的道理就是“中和”，也就是要和谐相处。
人类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和平、安全和发展而共同努力。民族差异和宗教信仰不应该成为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隔阂、障碍，而要共同尊重不同的信仰，各种信仰都有其合理价值，宗教是人类智慧和理性的光芒，可以为世界的进步做出较大贡献。中国的自宋明以来就实现了儒释道三教和睦相处，这是不同思想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学习、共同发展的共生典范，对于当前世界各宗教和不同文化进行对话、交流、共容具有借鉴意义。实践证明，对待恐怖主义除了采取坚决打击之外，还要从本质上找问题，根除恐怖主义诞生的温床。事实上，正是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采取欺压和岐视，对他们的文化信仰进行污辱，对恐怖主义定义采取双重标准，才导致了恐怖主义的蔓延。为什么中国在朝核问题发挥了很好的积极作用，成功化解了一触即发的危机，而美国在处理伊朗核危机事件中却陷入僵局呢，就是不能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不懂得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问题，结果使事情复杂化，只是一个劲的打压，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把事情弄得很僵，弄不好就会导致新的战争爆发。
大国对欠发达国家的掠夺、侵略是导致世界贫富不均、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成功举办了中国与非洲合作论坛，在世界上树立了对小国、穷国给予帮助的良好典范，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只为了从非洲获得利益，结果导致非洲国家长期贫困、动乱，也使许多国家对美国产生敌视、仇视态度。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对外纲领，倡仪各国努力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受到国际舆论的积极呼应和广泛好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我国政府对内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延展，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最新的外交宣言，也是对中华文化和谐内核的精准概括。胡锦涛主席倡言的“和谐世界”理念，展现了中国外交方略的成熟与自信，更展现了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文明国家形象和姿态。他在“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的标题下，重点论述了文明的多样性——“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动力。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一、“和谐”源出于《易经》的“天人合一”观
“和谐”的字义为和睦协调。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尔雅》中有“谐,和也”之解，《尚书·尧典》中有语“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周礼·调人》中有“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中国是和谐哲理的发源地，和谐的理念，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在中国萌发，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谐的最早来源应该是出自《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伏羲八卦有像而无辞，但其基本理念就已经透露出和谐的信息，先天八卦，也就是八卦的原始排列是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分别代表了自然界的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种现象。古人的理解是这八种自然现象自混沌初分之时，分别居于八个方位(南、北、西北、东南、西、东、东北、西南)，既互相对应又和谐相处于宇宙之中。《易传·说卦》中定义为“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可见这八种自然现象是既互相对应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其中尤其是对水与火的关系特别强调，在这里唯有水火处于相射与不相射的变化状态，从辩证角度来看，水火是既不相容又能相容。根据化学原理，水是由氢和氧构成的，大家都知道，氢是可以自燃的，氧是助燃剂，这是燃烧必须具备的两种基本条件，但化合生成了水后，反而能够灭火。从这个道理上讲，水、火不就是相融的了吗？
而能把它们相一致协调相处的就是中央，中央是没有可存在的物质属性的。在八卦方位图上是以中央戊己土的符号出现，而在广义宇宙中则表现为“”。远古时期《周易·系辞》有这样一段话：“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见，周易的产生就是源于自然、感受自然，并与自然相结合，从而悟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观”的必然结果。
易经学说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道家学说，都信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实际上后人总是把演先天八卦的鼻祖伏羲和后来的轩辕黄帝、创立道家学说的老子、庄子都列为一脉学说的先祖。于是就有所谓“黄老学说”传流下来。天人合一，是讲人能悟透天的规律，能顺从天意行事。天是什么？天不单单指的是天空，它是宇宙或自然界及其性质、规律的一个代称，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人格化的色彩，但其实质却不同于西方的上帝那样的神灵。自然界同人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当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体也会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人和自然界协调变化的现象，古人认为这是因为自然界的运行和人一样，都是通过气的变化来完成的。天地万物，包括人，都是由气聚散化生。气于天地人之间沟通，具有催化天地万物生长发展的能量。世界是气作用的结果。“清阳为天，浊阴为地。”阴阳二气生化天地。人也是由气推动催发而生。“人生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名之曰人。”自然界的变化与人体变化的一致性是“天人合一”的重要含义，属于中国式的“自然科学”的层面。这构成中国传统医学、风水学、气功学、命理学、养生学等极其神秘的应用学术的重要理论基础。中国养生学认为：人通过特定的方式，能够达到与宇宙合一的至高境界，中国古人把这种境界和感受的描述留在了大量的典籍当中，比如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就是这个意思。在古印度亦有这种状态的描述，称为“梵我合一”。这是一个纯粹个人的体验，因此在我们看来具有神秘性，亦不可明与人言。但只要揭开层层迷雾，深入研究，我们会发现古人观察和体验自然万物的“秘密”，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遗憾是我们的祖先经过数千年实践总结出来的杰出成果，大多湮没在尘封的故纸堆中。
《周易》有云：“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这是充分利用了自然和人文的一致性，道出“天人合一”的自然科学层面，从而上升到哲学和伦理道德的高度。老子、孔子、庄子等人的言论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念，但是却处处体现了这一思想。《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人的真正大德，是完全遵从天道自然界的规则的。将“天人合一”推到极致的是汉代的董仲舒，他所说的“天人合一”之道包括三个方面，即“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和“天人相通”。其中有伦理道德的象征意义，不能单纯从现代科学角度来进行解读。在老子的道德经第四十六章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把万事万物能同处在一个宇宙之中，正是因为有了“和”在其中起的作用的缘故。任何星球之间，任何生命之间，任何物体之间能够存在，都是有气(“”)在中间起作用，而使之能够和谐共存。这种气(“”)，也就是场，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是我们祖先早在数千年前就认识到现代物理学所描述的“场”的存在了。和谐是用什么联系起来的，老子在其道德经中描述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通过“”来承载和谐的，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气(“”)是场，也就是空间和时间。没有气(“”)也就没有和，气(“”)把“和”贯穿于空间和时间。
实际上，自然界通过人而认识了自身，人与天本来就是一体。从这个道理讲，人定胜天是不正确的。人只能与天和睦相处，要与“天”也就是自然界和谐共生。人要按照天意，也就是自然规律行事，才不能违背规律而与自然界相安无事，不然人老想着去征服自然，必然要遭到自然界的惩罚，比如洪水、干旱、环境污染、能源危机，还有各种疾病等等，都是人类破坏了生态平衡而自找的麻烦，自己给自己惹的祸患。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舒适方便的生命享受，但是科学如果背弃了伦理道德，不仅不能拯救人类，还会把人类引向灾难。大家知道，最先进的杀人武器都是最先进的科学成果，如原子弹、氢弹、集束炸弹、巡航导弹、核磁炸弹等。许多环境污染也都是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还有克隆技术，如果有朝一日世界上诞生了克隆人，不仅会破坏了人类的伦理道德，而且说不准会克隆出什么新的无法控制的病菌，将会直接导致人类的毁灭。
和谐并不是自然界的唯一形式，不和谐的现象也很多，比如地震、海啸、风雨雷电等各种自然灾害，还有从天体外的宇宙大爆炸、万有引力导致某些天体毁灭等，从人类的立场来讲，可算上都是不和谐的现象。可以说，宇宙中有一种超自然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神的力量，或者道家讲的道，辩证学者讲的规律，爱因斯坦讲的“统一场”，这种力量要把宇宙万物向和谐方向导引。而局部的自然现象、某些天体运动，也就是有形的物质力量却是向着不和谐方向导引的，这就是自然界中的和谐与不和谐永远相依相存的不变哲理。所以老子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人是宇宙中思维着的物质，人的思维既是生命现象，也是物理、化学现象。如果说，宇宙中的纯物质力量有破坏平衡、破坏和谐的趋向，那么超自然力，也就是思维着的物质，也就是人，应该把不和谐的世界和自然重新归结到统一的和谐发展范围，这就是人与天合一的阐释。如果人类把科学技术用于破坏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和谐，那人的行为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天人合一之道。
二、儒释道学说都体现着和谐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了诸子百家的经史子集，而其中儒学、道学和虽然来源于印度但后来基本上中国化了的佛学，则是主干和基本框架。无论是中国的儒教，道教还是佛教，都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不同的方式诠释了和谐的理念。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普渡众生都充分表达了一种整体的和谐观念。主体上他们倡导的都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宇宙之间万物的一种大同和谐。儒释道三家学说都认为天与人之间应该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只有达成天与人的和谐统一，才是人类应追求的理想境界。
“和”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追求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人所共知，儒家伦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最大。孔子所提出的理想人格是善于以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从而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意是说，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庄重而不与他人争执，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小团体，才称得上君子。在这里，孔子区别了“和”与“同”两个概念，“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是一味地附和乃至结党营私。孔子还明确主张，君子应取前者而弃后者。可见，能够宽厚待人，与人和谐相处，是君子人格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他还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还提出了仁、义、礼、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一系列旨在实现“人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提出了建设大同社会的远景理想。正如《礼记·礼运》所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用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最反对社会冲突，最希望实现社会的和谐。《老子》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相处，宽大为怀，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77章）老子提出的“无欲”、“无为”、“无争”，“去甚，去奢，去泰”，“知止”、“知足”等主张，无非是要人们效法天道，“有余以奉天下”，实现相对均衡。古人所设计的大同社会理想，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但它作为一种崇高的目标和理想境界，始终引导着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追求以人际和谐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发展目标。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禅宗的出发点是理欲关系、身心关系，追求的是人自身内部的和谐。它倡导内外无著、任运自在、返观心源、自性解脱，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理论与修行解脱观，突出自我解脱，从而突出了人性、人格、人的价值、人的自我觉悟，突出了人的内在世界的和谐与平衡。
在历史上，儒、释、道三家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和互相排斥，但经过漫长的岁月融合，最终演化为互相推崇、互相学习、互相包容，并经过宋明理学在理论上的整合与升华，最终形成了三教归一的圆满结局。宋明理学或从物我和谐推及人我和谐，或从人我和谐推及物我和谐，同时十分看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这是全部人生和谐的现实基础，是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与境界。宋明理学的和谐思想，还集中体现在对“孔颜之乐”的重视与强调上，孔颜所乐，不仅乐在物我一体，而且乐在人我一体，是个人与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交融合一、协调发展。中国古代儒家、道家等学派都有丰富的和谐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对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作一番疏理、审视，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三、和谐是解决人类社会诸多问题的良方
和谐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有和谐就有不和谐，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存在着不和谐的现象，所以人类就要不断地运用自身的智慧和物质力量去维护、去创造和谐的环境、和谐的社会、和谐的世界。
第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如前所述，发端于《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圣哲的人类要与自然界和睦相处、保护自然的理念。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指得是“道”按照自然法则独立运行，而宇宙万物皆有超越人主观意志的运行规律。老子认为，自然法则不可违，人道必须顺应天道，人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诚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中国佛家提出“佛性”为万物之本原。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本质仍是佛性的统一。而佛性的统一，就意味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中国早就有自己的“环境文化”。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中国今天的环保事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进入２０世纪以来，伴随着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和核武器的威胁，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技的发展并未给社会带来真正的进步，反而使人类社会陷入了深深的不可摆脱的生态危机之中。正如恩格斯所警告的，“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正式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当前，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普遍难题。如果不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不但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第二、社会的和谐。中国儒家学说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大同社会的，和谐社会主要是为了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每一个人均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所以把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就可以导致一个秩序井然的理想社会的出现。孔子重新建构“仁”这一道德范畴，即首先通过强调在家里要孝顺父母、亲爱兄弟，培养其对亲人的强烈爱心，作为对仁的基本要求。然后把爱心逐渐扩展到家庭以外的人，最后再把这种爱心进一步扩大到全社会，使每个人都有一颗博爱的心。虽然做不到“博施于民”，但每个人都能自觉地为社会作好事，例如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选贤举能……等等。在这个社会里，奉行天下为公的原则，其所向往的不是社会生产能力的高度发达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富足，而是社会道德的高尚，人伦关系的和睦，社会秩序的安定。这样一幅大同社会的蓝图最早见于《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之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的理念，是解决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唯一途径。
首先是城乡的和谐。没有农村的富裕就没有全民的富裕，没有农村的进步就没有国家的进步。党和政府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且要研究取消执行了几十年的农村户藉制度，就是为了缩小城乡差别的战略方针。民工与城里人相比，社会地位就低下很多，农民工干活老板甚至是国家单位不给工钱，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出面干预，现在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提高民工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政策，就是对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是人权理念在我国的真正体现。只有城乡差别消除了，社会才谈得上是进步了。城乡差别存在着，国家就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也不可能得到真正提高。中国要发展，农民的市场是一个真正的大市场，没有农民的富裕，中国就不能说是真正富裕起来。
再者是官民和谐。国家的公务员阶层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现在普遍存在着领导阶层的贪腐现象，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一些官员只图利用职位便利，官商勾结，为自己中饱私囊而贪脏卖法，为此不惜铤而走险，结果锒铛入狱，倾家荡产。陈毅元帅有一首诗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就是对此类人的画像。但是单纯依靠法律来惩治贪官，可能有永远抓不完的贪官。老子道德经有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就是说治国要以道为先，只要社会和谐了，人们心中自有一个“道德、仁和、公平”的良心准则，当官者心中都把人民放在优先地位，社会各阶层关系融洽，贪官自然也就少了。法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最下策的。
又再之是贫富和谐。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贫富差距如果太大了，也会造成社会的不和谐。过去计划经济是养懒汉的时代，一切以贫穷为光荣，造成国家经济建设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使我国丧失了许多发展机遇。人们靠自己的智慧、勤劳、投资甚至是投机致富，无可非议。仇富、嫉富，是一种落后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潮，如果不鼓励靠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积累财富，社会就不能进步，国家又会回到吃大锅饭的时代。可是贫富差距太大，就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和谐，也会引起社会动荡。况且如果形成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氛围，就会大量滋生官商勾结现象。另外，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受教育的程度也不同，这导致社会就业和财富的积累客观存在着一定甚至是很大差距。当前党和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如对年收入12万元以上征收个人所得税，制定了对低收入者予以补贴政策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但是关键要建立和谐社会，提高整个国民素质，如果人人的心理素质和创业、就业能能力都提高了，建设一个相对均富的社会也就有可能实现。
第三、世界的和谐。世界是属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共同家园，现代信息产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已经使各国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的村民。现在及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是势不可挡的，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交融，互为一体，必将逐渐出现世界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即出现世界政治、经济联盟，或者称“地球邦联”、“地球联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世界应该是和谐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不能由某个超级大国说了算。这是中国对世界和平负责的态度。关于世界和谐的道理，《易经?系辞》中有云：“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就是说天下应该共同遵循的道理就是“中和”，也就是要和谐相处。
人类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和平、安全和发展而共同努力。民族差异和宗教信仰不应该成为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隔阂、障碍，而要共同尊重不同的信仰，各种信仰都有其合理价值，宗教是人类智慧和理性的光芒，可以为世界的进步做出较大贡献。中国的自宋明以来就实现了儒释道三教和睦相处，这是不同思想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学习、共同发展的共生典范，对于当前世界各宗教和不同文化进行对话、交流、共容具有借鉴意义。实践证明，对待恐怖主义除了采取坚决打击之外，还要从本质上找问题，根除恐怖主义诞生的温床。事实上，正是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采取欺压和岐视，对他们的文化信仰进行污辱，对恐怖主义定义采取双重标准，才导致了恐怖主义的蔓延。为什么中国在朝核问题发挥了很好的积极作用，成功化解了一触即发的危机，而美国在处理伊朗核危机事件中却陷入僵局呢，就是不能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不懂得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问题，结果使事情复杂化，只是一个劲的打压，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把事情弄得很僵，弄不好就会导致新的战争爆发。
大国对欠发达国家的掠夺、侵略是导致世界贫富不均、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成功举办了中国与非洲合作论坛，在世界上树立了对小国、穷国给予帮助的良好典范，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只为了从非洲获得利益，结果导致非洲国家长期贫困、动乱，也使许多国家对美国产生敌视、仇视态度。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对外纲领，倡仪各国努力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受到国际舆论的积极呼应和广泛好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我国政府对内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延展，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最新的外交宣言，也是对中华文化和谐内核的精准概括。胡锦涛主席倡言的“和谐世界”理念，展现了中国外交方略的成熟与自信，更展现了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文明国家形象和姿态。他在“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的标题下，重点论述了文明的多样性——“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动力。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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